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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蔚的巴别塔

 
作者引言:
 
他在那个癫狂的年代一夜成名,功成名就后,却飘洋过海,从头再来。伴着南半球的暖阳和太平洋的涛声,他画了王妃、画了总理,画了教皇,他的画也就走进堪培拉的国家肖像馆。
 
他终于安居在景色瑰丽的海滨艺术家村,过上风轻云淡的日子,可他却在古稀之年,为圆一个梦,还一个愿,豪掷数年光阴打造超7米高,过20米长,400多个人物的巨型历史油画。他以自己的方式,还原那些被遮蔽本来面貌久已的人物;他用自己的理解,展现那段为梦幻蛊惑的、腥风血雨的人类历史。他自命题目,倾一己之力,成就浩大工程,为了“送给自己和世界”。他就是著名画家沈嘉蔚。
 
沈嘉蔚在为他的巨作所量身打造的画室中,接受哲嘉的采访。明明面对一位画家,却觉得在面对一个学者——一个痴迷历史的学者。而面对历史,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主张,还有各自的偏见。恍惚间,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寻宝者,耿介而执着,在被历史烟云所迷惑的丛林中,流连忘返。这些文字是采访后写的,全文8000多字,也为历史留下一个视角的记录。
 
 
 
沈嘉蔚的巴别塔
 
文 | 哲嘉
 
一 、嘉蔚与历史
 
记得第一次采访沈嘉蔚,才问了第一个问题,沈先生的回应,便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一口气说了20多分钟,终于,先生意识到了,说:“哲嘉,我把你的好多问题都一起回答了。”
中午,和沈先生及沈夫人王兰共进午餐,沈先生看上去漫不经心,显然,他的心思还在访谈的状态中不肯出来,这颇像他与历史的关系:一旦置身其中,便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欲罢不能。
 
沈先生酷爱读书,尤其是历史书。他的高高的私人图书馆里,流线型的通天书架上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地码放着他的九千册藏书,其中艺术类书籍有两、三成,而历史书籍则占去半壁江山。
 
谈及其他话题,他会迅速作答,简洁明了,直截了当,但口气多少有些敷衍,提不起多大兴致。唯独谈到他那段特定的历史,沈先生的眼睛亮了,从眼镜后面放出光彩,身体也从不再后倾,语速明显加快,整个人都活了!似乎只有这类话题能引来他的激情与热望,因为在这个领域,他实在有太多的话要说。
 
下面的小例子,可见沈先生对那段历史的了然。我曾把一个标明“共产国际一大”的小视频转发给他,他马上发来勘误信息:
 
“共产国际一大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它是1919年三月在莫斯科开的。这里主要内容均为1920年七月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宮召开的二大,所以都着夏装。内中还剪接了1922年秋召开的四大部分代表合影,但搯去了左端中共代表陈独秀刘仁静和瞿秋白的影像。”
 
同时附上那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原来四大代表合影,一张是被剪去的三位的局部。
 
他的老朋友陈丹青曾如是评价他:
 
“我不确知什么理由使嘉蔚的创作欲被他悉数引向“历史”,但我大抵知道为什么我辈进入壮年,尤其是出国后,有些人(有些性格)格外渴求了解历史。”
 
是的!沈嘉蔚何止是渴求,他简直是痴迷,痴迷那段特定的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阅读和探究那段历史是他最大的癖好。这癖好让他不由自主、欲罢不能,这癖好让他乐不思蜀、心醉神迷,他简直是心甘情愿的做了那段历史的人质。他被历史丛林中各种隐秘幽径和被埋藏的过往秘密所吸引,不愿也不肯出来。他不停地寻找散落在密林深处黑暗角落中那些被掩埋、被模糊、被乔装的人物的线索,并忍不住用自己的想象还原拼凑他以为的真相。如同一个在捉迷藏中不肯终止游戏的孩子,他流连其中,乐而忘返。
 
这样几十年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画家中的历史学者,或者说历史学者中的画家。他更多的是用画笔来完成他自己命题的一个又一个超级论文。于是,他把他以为的历史,画进他的画里。也把他对历史的勘误、还原和评说,通过他对人物的选择、穿插、和呈现,暗藏在他的满满匝匝几乎没有留白的巨大画作之中,等待将来那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观者来解读和破解。
 
 
二 、热爱与风格
 
童年的沈嘉蔚迷上苏联儿童读物和书中的插画,以至于把自己的零花钱都充做书资。他画克里姆林宫,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而书中的异域风情和人物悲欢,都在他的日思夜想中。
在访谈中。说起他热爱的苏联作家盖尔达和他的书,他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正是这些书和书中的插图,启发了他对人物和绘画的热爱。盖达尔少年从军,三十年代成为苏联著名儿童作家,二战时在战场牺牲,他是少年沈嘉蔚的人生榜样。沈嘉蔚的爱好由此生发,梦想从此起步。
 
因为梦想,22岁的嘉蔚,带着对兵团军旅生涯的憧憬,去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他被选进兵团的美术创作班。在这里,他以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下称《站岗》)参加全国美展,这张画引起毛的夫人江青的青睐,使他的画走入千家万户,他也因此一夜成名,并被裹挟进了那段历史。
 
沈嘉蔚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画前
 
而那幅让他名扬天下的《站岗》在大雅之堂的国家美术馆领受过荣耀,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被打入冷宫,再以后被塞在床下收集尘土若干年,终于被主人从尘封的角落拎出来,洗去尘埃,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因为特出的历史价值,这张画在大洋彼岸的艺术殿堂被两度高调展出,最后带着满身岁月的印记,以750万的价格拍卖成功。据行家说,就历史价值而言,这个价格似乎还是拍低了。
对沈嘉蔚而言,塑造红色历史人物群像的第一颗种子,源自那本与他有特别机缘的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见到这本书是在1967年,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对文革时期所谓的革命历史画,无论从风格上,还是内容上,一直持逆反的批判心态。他期待有朝一日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画,虽然他被文革剥夺了上美院学习的机会,不得不刻苦自学。
 
而沈嘉蔚式历史群像风格的最早启示,则来自蒋兆和的《流民图》。1982年,沈嘉蔚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在一次画展上第一次见到《流民图》的原作,便十分兴奋。《流民图》的长廊式人物图式,给了他非常重要的启示。
 
蒋兆和《流民图》,1941-1943年
 
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考量。他说:“从《红星照耀中国》开始,我自己的发展或者说创造,就是和《流民图》以及苏联绘画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彻底打破时空局限,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似紧密,实际未必在同一个场合。另外是以有历史记载的精英人物为主,以便引导观众进入真实的历史。我的模式也从《红星照耀中国》时定型了。”
 
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 1987年 
 
“我在《巴别塔》构图中,离开《流民图》横向展开的图式,开始向上叠加人物,但保留了我从《红星》开始的、建基于真实历史人物本人照片之上的结构,画面以及深入描绘的手法。这种手法是我的原创,一直发展至今。”
 
 
 
创作中的《巴别塔》局部
 
陈丹青在为沈嘉蔚新书所作的序言中,对沈嘉蔚的这种风格评述说的明了:
“它的描绘方式大致仍是苏式的,混杂了西欧绘画的若干处理手法;它的大规模构成是纪念碑式的,类乎壁画,但仍是独幅画;最后,历史画的传统功能在嘉蔚手中(同样是半自觉的)发生了一项殊难定义的改窜:它不再期待历史画的公共性,因此,它无须公共意识的授意与认同,它的主题,它的叙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场,全然出自作者,即嘉蔚本人。”
 
丹青确是深懂嘉蔚的。18、19世纪,历史画以理想化、典型化的手法凝固具有历史的瞬间,曾在画坛上也领风骚,但后来在现代艺术和电影艺术丰富灵动的表达方式的冲击下渐渐式微,几乎有了行将就木的态势。但沈嘉蔚不管这些,他在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昨日黄花的有些陈旧的领域,独自耕耘。
 
他让画中人物跨越时空,以逼真的面貌,真人大小的尺寸,几乎没有留白的铺天盖地的规模,和令人触目惊心的密集度,冲入观众眼中。他以这样的方式来颠覆和还原被意识形态固化的革命历史人物形象和历史绘画的八股模式。他把个人的历史评说隐藏在人物的穿插和甄选中。这样的努力在他一个又一个声势浩大的巨作中清晰可见,并演变出沈嘉式历史画的独特风格。
 
沈嘉蔚  《兄弟阋于墙》 局部 (哲嘉拍摄)
 
沈嘉蔚  《兄弟阋于墙之一:革命》 局部
 
《红星照耀中国》中,他试图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风格初见端倪。《兄弟》中,他打破时空和党派阵营的界限,风格已见成熟。而《巴别塔》中,他试图突破丹青所提及的独幅画的范式,在最大尺寸的主画中,他在巴别塔的著名造型上画上了他选定的大量大师名画和雕塑作品,构成了画中有塔、塔中有画的展览奇观,这是沈嘉蔚试图突破和发展个人范式的尝试。他在这组由四张大画组成巨作中,试图把他的沈式历史画风格发挥到他所能想到和做到的极致。
 
三、历史画之路
 
1977年他在解放军前进歌剧团做美工,可以读到新的苏联杂志。刊登在苏联的《星火》杂志上一幅油画,描绘的是苏联成立时,红军将领和会议代表站在台阶上的场景。这让沈嘉蔚萌生了将《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的中国红军将领画到一张画里的想法。但沈嘉蔚真正进入这张画的创作,要等到十年之后。
1987上半年,他终于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这件大型油画,长11米、有124个人物,为沈嘉蔚开启了大型历史人物群像的创作之路。从最初的种子落地生根到最后开花结果,经过了整整二十年。他本打算沿着这条路,一直画下去,但他的人生转了弯。
 
1989年他移居澳洲,为稻粱谋,他不得不放下他所钟爱的历史画创作,去画人物肖像。他从在街头画像开始,一路画了几千张各种头像,遍及不同肤色、族群、年龄和背景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画了全世界的人。”他生怕自己画“油”了,力图认真对待每张画。几年的磨练,夯实和磨砺了他人物造型的能力。他的肖像画14次入围澳大利亚阿基鲍尔大奖展览,从而奠定了他在肖像画领域的声誉,以至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罗马教皇方济各、丹麦玛丽王妃等达官贵人都成了他的画中人。
 
沈嘉蔚 《人民的教皇》 2013年
 
 
2014年4月28日与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岡会面。沈后中是夫人王兰。 
 
2005年 沈嘉蔚为丹麦王妃玛丽画像, 2011年画家与画中人在画作前重逢
 
作为顶尖的澳大利亚肖像画家,他有 6 件作品收藏于堪培拉的国家肖像馆和联邦议会大厦;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一共收藏有他的18 件作品。他的罗马教皇方济各肖像收藏在梵蒂冈。
 
2009年 沈嘉蔚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画肖像
 
1994年澳大利亚天主教会产生了第一位圣徒玛丽 麦格洛普。国家设立一次性的艺术奖。沈嘉蔚抓住这个历史画创作的机会,一举拿下两万五千元头奖,并受到教皇保罗二世的接见。从此,他终于回到历史画创作的道路。
1996年,悉尼维多利亚女王大楼(QVB)的董事会主席,请他为悉尼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大楼画一组历史画,沈嘉蔚回到他久违了的历史人物群像的图式。这幅关于澳大利亚的历史人物画作一直悬挂在悉尼正中心的这座以经典风格和丰富历史著称的大楼里,直到大楼易手。
 
此后,他又应邀创作了马来西亚历史人物群像画《默德卡》。夫人王兰参与了这张画的布局,还亲自操刀完成画中的神鸟部分。因为工程巨大,沈嘉蔚也邀请好友画家王旭加盟,三人通力合作,在两年内完成了这张画有260个人物的将近35平方米面积的大画。为此他们还专门造访马来西亚,以了解这个原本陌生的国度。
 
2008年  马来西亚历史画《默德卡》
 
此行间,他们有一个颇不寻常的收获:与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见面长谈。这个经历,对沈嘉蔚影响不小。同年,一个澳大利亚导演跟拍沈嘉蔚的片子在澳大利亚国立电视台SBS台播出了,这让沈嘉蔚好好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人生。
 
上面这两件事,加上《默德卡》在马来西亚获得成功,让沈嘉蔚有了个遗憾,而这个遗憾也催生了他的一个心愿。“跑到澳洲来,被召去画了马来西亚的大画,这个画完成得不错。但我为中国历史,准备了那么多年,了解得非常透彻,却没机会画。到了澳洲,要生存,要融入澳洲主流。要找到在澳洲事业起步的出发点,往前走了很远。现在突然觉得,我还欠了中国什么。这一切使得我有一种想再为中国做点什么的念头。”
 
 
海外艺术家,没有画院之类的体制薪资供给,必须自给自足。他便用肖像画得来的收入支撑他的历史画创作。身在大洋彼岸,以一个人的孤独跋涉,来偿还他内心的亏欠,了却他一直的夙愿。于是,就有了《红星》的升级版《兄弟阋于墙》,画长33米、近2米高,460个历史人物,耗时八年完成。
 
 
多年对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的广泛深入的研读,使得沈嘉蔚有了越来越强的评说历史的愿望。于是他画了戈尔巴乔夫和教皇会面的《绝对真理》,画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基辛格的《步辇图》,还画了《第三世界》。这是一批评述性的作品,而嘉蔚评述的高峰就是现在在画的《巴别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这组画,为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巨大的乌托邦运动建立第二座纪念碑。
 
 
俄罗斯2000年纪念邮票,左侧的图案是塔特林塔
 
1920年应列宁政府的启蒙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所邀,苏俄前卫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设计了第三国际纪念碑,也称“塔特林塔”,成为了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品。迄今一百年来,塔特林塔被世界上许多艺术家复制。许多地方都有过塔特林塔模型,这包括纽约现代艺术馆,瑞典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悉尼新州美术馆和伦敦皇家美术学院。沈嘉蔚也以他的《巴别塔》,向塔特林致以他的敬意。
 
疫情隔离的清净时光,沈嘉蔚潜心作画。《巴别塔》中最大的主体画《乌托邦》已基本完成,只等上墙了。另外三张是人物画中,共400多个人物,已完成黑白效果,只等待上色。沈嘉蔚说整个工程已经过半,全部完工,尚需三年。
 
四、《巴别塔》与新房子
 
《巴别塔》的设计高度,超过多数现成的仓库。这样巨大的画作,很难找到合适的机缘和场所展出,为此沈嘉蔚拍卖了包括《站岗》在内的多件作品,还接了不少肖像画订件,历时十年,终于凑钱盖起了新房子。里面有他的新家、他的私人图书馆,有王兰的新画室,而最最重要的,是有了刚好挂下整套《巴别塔》的沈嘉蔚专用画室。
新画室为《巴别塔》量身订造。其中的三幅画高7.2米,新画室高7.5米,刚好装得下。
 
主画《乌托邦》用 6 x 6,共36块 1.2米见方的画板拼成,画的是以荷兰画坛巨匠老勃鲁蓋尔的名作《巴别塔》为蓝本,加上塔特林塔的新巴别塔图景,塔身与背景饰以大量著名的绘画和雕塑作品。
 
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巴别塔》
 
对面的墙上那张名为《萨图耳诺斯》,由 6 x3 ,共18块同样尺寸的画板横向组成。两侧的墙上分别是《国际歌》和《古拉格》,各由3 x 6,共18块画板竖向构成。这三幅画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沈嘉蔚精心选定的历史人物。
 
《巴别塔》组画会在新画室里完成,完工后,就挂在这里展出。
 
为了新画室,夫人王兰客串工程监理,足足忙活了好几年,终于完工,乔迁新居。现在,沈先生便在这个注定要成为《巴别塔》展室的房子里继续完成他的巨作。王兰这个画家,管理工程操心费力,常常忍不住自己动手,很是辛苦,也耽误了自己的创作。可王兰知道,老沈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拦不住,她不但不会拦,还帮着他盖了想要的房子,然后由着他在那儿折腾去。
 
五、《巴别塔》的构思与解读
 
二十年前,读《圣经》巴别塔的故事时的那灵光一闪,开启了这张大画的缘起。十六年前开始第一稿。十二年前第二稿。三年前开始画大稿。
 
关于《巴别塔》的创作灵感,沈嘉蔚说:
 
“胡耀邦总书记在1982年曾经致信给数学家华罗庚谈论通天塔,也就是巴别塔的建造。2001年有一天当沈嘉蔚阅读《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时想到了少年时代经历的中苏论战交恶,就在那一刻产生了《巴别塔》的构思。”
 
圣经中的巴别塔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塔。”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
 
这个版本的巴别塔故事中,上帝只是因为“人类以后会没有做不成的事”,便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还把人分散到各地。这很是令人费解,对此人们做各种解读。比较集中的说法是,上帝怕人类控制不了泛滥的欲望,会胆大妄为不知后果的做不该做的事。
 
事实上,人的欲望一旦泛滥,便是人性之恶,也即人心之魔,这正是人类上演的无数悲剧的源头。可是,上帝打乱了人类的语言,人类也到了世界各地,但人性之恶并没有得到抑制,那么上帝又为什么要用语言和距离给人类造成这样的隔膜呢?我们还是不得其解。
 
而沈嘉蔚借用巴别塔比喻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也留给观者一个悬念。或许他是借人类违背上帝的意志,建造无法完成的通天之塔,来隐喻人类不可能实现的违背天意的虚幻理想。又或许,历史上两个共产国家间的那场著名的争吵,让沈嘉蔚联想到人类因这座塔而起的语言隔阂吧。
 
 
关于主画《乌托邦》的创意,沈嘉蔚解释说:
“这幅大画是用艺术形象传递出列宁这一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参与者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图景。而构成画面所用的艺术形象都不是作者的原创,它们主要来自于与列宁同时代的世界级大艺术家的作品。而这些艺术家大多是共产主义者,例如法国的莱热,马蒂斯,西班牙的毕卡索,墨西哥的弗里达卡洛,里维拉,西盖罗斯(后两人均出任过墨共总书记),苏俄的塔特林,马列维奇,尤恩以及一度为革命政府工作的夏加尔和康定斯基等。也有少数几位第二代的艺术家如西班牙共产党员塔皮埃斯,苏联的画家莫依谢延科,科尔热夫,雕塑家弗兰古里扬等。还有远至文艺复兴的欧洲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例如巴别塔塔身造型便来自荷兰十六世纪画家老勃罗盖尔的名作《巴别塔》。”
 
对于在画中复制了艺术大师们的作品,沈嘉蔚的解释是“这幅画是一个浓缩了的另类世界美术史展览",而他自己只是充当了一个策展人的角色。
 
他还解释了《巴别塔》的总体构思:
 
“《乌托邦》描绘了国际共运的理想部分。另外有待完成的三幅画则将描绘其实践部分。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公元第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主题的视觉形象的描绘。不知何故,这个领域至今还是一个空白。我就来填补它。”
 
对于乌托邦的概念,沈嘉蔚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从柏拉图谈论的‘理想国’,到托马斯摩尔描述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展示的‘太阳城’,共产大同一直是世代知识精英向往的理想境界。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它描绘成‘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即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些学说的代表人物,上溯到柏拉图,他们的形象都可以在塔上找到。”
 
“虽然《乌托邦》在精神上指向未来的彼岸世界,但是换一个视角,它却是从二十世纪上溯的人类思想史里一个支流的图像记录,与此同时也展示了世界美术史主流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沈嘉蔚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他的亲身经历让他确信“虽然乌托邦只可能存在于彼岸世界,但其美好毋庸置疑”。为此他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热情来创作这幅画,他“在一笔一笔临摹这由五十多位艺术家创作的九十多件艺术作品的过程里得到极大的快乐与满足”。他开玩笑说:“就在我的画室里实现共产主义吧!”
 
六、留给世界的画
沈嘉蔚是用半生的光阴,以一己之力来完成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工程。他对画中的几百上千的人物逐一潜心研究,不仅要查找影像资料,还要对当时人物的时代背景、个人历史、周遭环境、和人物的故事与个性耳熟能详。在此基础上构思起小稿,然后画大稿,之后才是一个人在画室里日复一日的潜心描摹。熟悉他的友人都知道,他花在阅读书籍资料和线上线下调研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在画布上创作的时间。
这样的活儿,他一个人闷在画室中一干就是数年,有些像愚公移山,可他自己不觉得。他认定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完成。至于其中的投入、付出、辛苦、挫折,亦或是满足甚至狂喜,也只有他自己明了了。
 
然而,这几幅巨作中,只有《红星照耀中国》在斩获全国美展大奖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而《兄弟阋于墙》至今仍由沈嘉蔚自己收藏。而对目前完成了一半的《巴别塔》,他甚至没有卖画的考量,他说“要送给自己,留给世界”。问他:“钱不重要吗?”他反问 “我要钱干什么?钱只有在能换来自由的时候才有用。” 这真是非常沈嘉蔚的回答!
 
 
七、《巴别塔》的背后
 
《巴别塔》是沈嘉蔚大型历史人物群像的巅峰之作,也是他对历史丛林一生探索后的总结式报告。谈到构思的过程,他说:“我用《巴别塔》比喻共产主义大厦,但是在我的第一稿里巴别塔的形象是个大塔,企图把故事放在里面讲述,就要在塔身画无数的人物,但是塔上的人物就只能有手指头大,没法画。所以我就拖了很多年。2008年我到欧洲转了一圈后,突然有一天开窍了,应该把它们分离,把故事放在另外的画布上,巴别塔自成一幅,是主要形象。这个开窍了以后,2009年,我用几个月画一组十分之一大小的草图。草图画完后,因为《兄弟阋于墙》上马了,《巴别塔》让路了,一直到搁到现在。隔了有八九年。”
 
 
沈嘉蔚在《巴别塔》的创作现场,身后是楼一样高的画作
 
在《巴别塔》创作早期,沈嘉蔚准备画200多个人物,但定稿后增加到400多人。除了主画的画展,其他三幅画中已经密密麻麻满满当当地挤满了人物。这些画中的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俯视着看画的人们,也观望着画外的时代。而画外之人能够认出画中多少人物,又有多少人能说出画中人的故事,会是一个有意思的测试。
至于沈嘉蔚是如何选定和构思画中人物的,画中又暗藏了哪些密码和玄机,恐怕要等到大作完工后,他才会解密。
 
2020年10月29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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